尊龙凯时公司官网1963年，童寯先生的著作《江南园林志》正式出版。时隔60年，“西行画录·东南园墅——建筑师童寯(1900-1983) 特展”得以在上海久事美术馆群落通过双馆联动的方式展出。其中“东南园墅”主题展区着重展示着童寯先生对于中国园林的探究以及在撰写《江南园林志》时期大量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而此书实际的完稿时间则要追溯至更早的1937年。

　　1932年至1937年间，童寯在工作之余遍访江南园林，为《江南园林志》的撰写筹备素材。童诗白回忆:“星期天父亲很少在家休息。他休息的方式是带着照相机到上海附近或铁路沿线有园林的地方去考察，偶尔也带我去。那些地方有些是荒芜的园子，主人早已不住在里面。父亲向看守人说明来意并给一些小费后，就能进去参观照相。”

　　童诗白：“他早期用的是蔡司伊康大号照相机，装柯达116号胶卷，每张底片的面积要比12张的120胶卷大一倍，不用放大,图像也很清晰。《江南园林志》里有些图片就是用它照的，后来他感到用这种照相机不太方便，胶卷冲印费用都不经济，于是花200余元买了一台莱卡照相机，用的是135胶卷。母亲告诉我当时200元是一笔很大的支出，相当于至少50袋面粉的价格。但她还是支持父亲买。这样就有更多的园林古迹形象被保存下来。”

　　1937 年夏天，童寯完成《江南园林志》的手稿，由刘敦桢带到北平中国营造学社印刷。当时刘敦桢、梁思成认为营造学社已经基本完成中国北方的官殿建筑体制的研究。刘敦桢到南方来开拓新课题，童寯在上海接待刘敦桢，据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尽管他们已经通过很多书信讨论中国的斗拱及其考证。童寯告诉刘敦桢，他已经考察了近100个江南园林，并作了测绘，完成《江南园林志》一书，并且在找导游出版社发行。刘敦桢则介绍《江南园林志》由营造学社来发行，但排印方始，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学社南迁，书稿的文字图片也因保存地点遭遇水灾而至模糊难辨。

　　《江南园林志》完稿后曾在梁思成、刘敦桢、朱启铃之间传阅，他们异常震撼。《江南园林志》独辟了一个崭新的方向，而且以一人之力完成了整个理论框架，给后来者的研究空间也很小。他们讨论了是把《江南园林志》当成《营造学社汇刊》的特刊单行本发行，还是与《清式营造则例》一样以专著发行。《江南园林志》是原创著作，完全不同于营造学社的研究传统，即主要围绕考证梳理和诠释《营造法式》。最后朱启铃决定作为专著发表，并让梁思成想办法把童寯挖到营造学社。

　　1937年5月17日，梁思成在北平读完《江南园林志》给童寯写了一封长信，极高评价他初读的“巨作”:“拜读之余不胜佩服。”

　　“吾国旧式园林，有减无增。著者每入名园，低回歔欷，忘饥永日，不胜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吾人当其衰末之期，惟有爱护一草一椽，庶勿使为时代狂澜，一朝尽卷以去也。”

　　1940年中国营造学社将原稿归还童寯。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3年刘敦桢创办中国建筑研究室才又有机会促请童寯将旧稿重新移录复印。

　　1963年，《江南园林志》历经磨难正式出版。《江南园林志》如此文采斐然，立意高深，成为园林后学者无法逾越的经典。

　　对于所有的景仰、赞誉、讶异，我们有理由相信童寯会如同他大部分时候一样，几乎面无表情。《江南园林志》一书的出版,被搁置了几十年,他并没有表示灰心。同样,著作出版了他也没有表现得非常开心。这便是童寯先生一生的淡然心境。

　　时隔60年，在上海久事美术馆、东南大学、童寯纪念馆的共同努力下，这段执著的创作历程与艰辛的出版过程得以再度讲述。“东南园墅”主题展区既是《江南园林志》创作历程的展示，也深刻反映了童寯先生作为中国第一代建筑家对于中国建筑学的热爱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