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特·戴维斯（Peter Davis）是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博物馆学专业荣休教授，历任该校考古学系主任、艺术与文化学院院长，曾兼任瑞典哥德堡大学博物馆学客座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包括自然历史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博物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著有《博物馆与自然环境》（Museum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1996）、《生态博物馆：地方感》（Ecomuseums: A Sense of Place, 1999, 2011）等书。彼特·戴维斯教授曾任英国自然历史学会主席（2018—2021），现兼任该学会杂志《自然历史档案》（Archives of Natural History）副主编，同时他还是《工具论》（Organon）、《社会博物馆学杂志》（Journal of Sociomuseology）、《博物馆管理与策展》（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和《博物馆世界》（Museum Worlds）等期刊的编委会成员。

　　彼特·戴维斯教授曾多次前往中国贵州、广西和台湾等省（自治区），专门调查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及其发展潜力，对中国的生态博物馆有十分特殊的感情，并对其未来之路寄予厚望。

　　《生态博物馆：地方感》是彼特·戴维斯教授研究生态博物馆的扛鼎之作。本文分享彼特·戴维斯（Peter Davis）教授为该书中译本[（英）彼特·戴维斯（Peter Davis）著；龚世扬，麦西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3.8]特别撰写的序，跟随作者走进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无论我们将其视为一栋建筑物或一个博物馆化的景观，或仅仅是一个变革的机制，它们都对理论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志产生了重大影响。

　　尽管《生态博物馆：地方感》（Ecomuseums: A Sense of Place, 1999）第一版从出版至今已有23年，但生态博物馆理念所提出的观点，如社区赋权、对地方文化的颂扬，以及碎片化在地阐释与保护政策的采用等，仍继续为“博物馆可能是什么？”这一疑问提供了另一种新颖的视角。随着人们日益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以及自然与文化之间存在的联系，生态博物馆的数量得以不断激增。虽然生态博物馆数量与种类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增加，然而直到2019年国际博物馆协会京都大会才正式通过了《博物馆、社区与可持续发展》第5号决议。该决议强调了社区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为保护、理解和促进自然、文化及非物质遗产所做的贡献，要求国际博物馆协会给予其更多的认可与支持。全球对气候危机的持续关注，以及为实现联合国提出的17项相互关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地方层面的行动变得尤为重要，生态博物馆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鉴于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有能力应对这些环境与社会需求，它们终将会在博物馆世界中打破其少数派形象，不再是博物馆学学科体系中无足轻重的部分。

　　作为地方的遗产或遗产地，不仅可以被视为人类过去经历的代表，而且可以对当前的世界经验和认知产生影响。因此，一个遗产地可以代表或代替特定个人或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虽然生态博物馆还未被人们完全认识，也尚未得到资金雄厚的专业博物馆的认可，但我认为它们依然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它们有潜力通过发展可持续旅游来改善当地经济。通过让访客参观一系列遗产点，并向其介绍文化及自然遗产，或通过与当地人会面了解其传统技艺、信仰与生活方式等措施，来鼓励访客更好地探索和理解地方。在偏远地区、原住民社区以及受变革威胁的社会中，生态博物馆可以发挥出独特作用。它们不仅可以激发地方自豪感，还可以通过团结社区、创造社会与文化资本、促进社区内外的对话来推动社区复苏。这种对话在我们寻求气候危机的解决方案时变得愈发重要。2021年9月，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预会（Pre-COP26）在米兰召开，其议题之一的“生态博物馆与气候行动”就探讨了基于社区的博物馆，如何凭借对当地的深入了解来发挥其重要作用。

　　拥有丰富自然和人文景观的中国生态博物馆，正面临巨大的机遇，使其可以采取行动来满足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并确保当地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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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荣幸能够多次前往中国旅行，游历了很多美妙的地方，结识了不同民族的中国人，其中许多人生活在偏远的农村。生态博物馆在这些地方的建设给当地少数民族带来了切实的利益。通过对当地房屋的修缮，建设水、电等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教育和医疗水平也得到了提升。同时，生态博物馆尽一切努力以一种惺惺相惜的方式进行干预，以尊重当地人及其习俗文化。“六枝原则”为这些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中国更加重视利用生态博物馆去维系和表征贵州、广西、内蒙古和云南的少数民族社区及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1998年10月，在箐苗的故乡贵州省陇戛寨，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梭戛生态博物馆建成。自此，生态博物馆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激增，其分布范围也不断扩大。

　　▲ 2005年6月，彼特·戴维斯教授访问广西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时的寄语

　　中国生态博物馆的核心工作是保护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其资源主要致力于挖掘整理当地的记忆、习俗与物质文化。它们在文化旅游上采取了一种严谨的态度，即经与当地人协商后，才会谨慎地开发。新的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建设项目，使有限度的文化旅游成为可能，并开始给当地人带来经济的小幅改善。这些项目成功的关键是逐步发展起来的生态博物馆合作网，它使各个遗产点（展示点）之间能够进行信息的互联互通。然而，生态博物馆的发展仍存在风险。聚焦少数民族的中国生态博物馆也面临着潜在的问题，尤其存在以旅游之名，对少数民族资源进行过度开发，使少数民族文化商品化，从而将活态文化变成死板展览的现象。迄今为止，我必须祝贺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它们避免了这种商业化，没有让当地少数民族原真性丧失，这些独立社区的社会结构与价值观也没有发生潜在的变化。

　　借此机会，我要感谢龚世扬、麦西两位先生，感谢他们的不懈努力让本书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翻译这本书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也要感谢参与编辑、校对此中文译本的所有人。自2003年以来，广西民族博物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在中国推广生态博物馆理念，并付诸实践，支持和推动了广西10个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与管理。这些生态博物馆与广西民族博物馆形成了“1+10”的紧密联合体，它们相互合作，共同承担起保护当地自然、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任。广西民族博物馆已经发展出一套可供中国其他生态博物馆借鉴的方法论和合作伙伴体系。

　　本文摘编自《地方感：生态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英）彼特·戴维斯（Peter Davis）著；龚世扬，麦西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3.8]一书“中译本序”“译者后记”，有删减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生态博物馆是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的重要产物，作为一种“反传统”的博物馆新类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书译自彼特·戴维斯（Peter Davis）教授著的《生态博物馆：地方感》2011 年英文版，是一本全面介绍生态博物馆缘起、理论与全球性实践的书籍。书中大量的实践案例对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发展，以及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本书可供博物馆、考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方向研究者和爱好者，以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